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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校友巡礼】“老西藏精神”的忠实践行者:霍钟权 ——从顺义走出去的“老西藏人”



人物简介

霍钟权,牛栏山一中1959届毕业生




霍钟权,1939年6月出生于京北顺义后沙峪乡前沙峪村,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霍钟权才有了上学的机会,先后就读前、后沙峪小学,仅3年半就学完了6年的小学课程。1953年考入河北省顺义县第一中学(1958年更名为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中学,即今天的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),在牛栏山一中,霍钟权读完初中、高中,195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(今中央民族大学前身),进入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学习。1962年在拉萨效区实习,1964年大学毕业后到西藏那曲地区工作(那曲地区,也称藏北,是西藏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一。)先后担任索县农牧科长、县委办公室主任,班戈县委副书记、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。1984年因工作需要调回北京,在中央统战部二局工作。2000年3月正式退休,其后,一直被中央统战部有关业务局返聘,经常参与讲课、审稿、审片、陪团、参会等,曾参与过重要的专题调研、专项工作。

霍钟权先生出版著作有两种,其一是《藏事小议》(文集),其二是《岁月留歌》(诗集)。2016年3月12日,霍钟权回到阔别57年的母校牛栏山一中,将两种书赠送给母校留作纪念。

2016年3月12日,霍钟权(右五)回到阔别57年的母校


缘之所起

一往情深


秋风爽,小街亮,藏餐飘香。

母校旁,老同窗,欢聚一堂。

谈夕阳,论春光,话短情长。

促健康,追梦想,共发正能量。

  

——选自霍仲权诗集《岁月留歌》


2013年一个初秋的日子,魏公村附近的一家藏餐馆里,霍钟权与中央民族大学(原中央民族学院)1959级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的在京老同学组织了一次聚会,“母校旁,老同窗,欢聚一堂”,话短情长,这情,是同学情,也包含着大家对曾经的西藏岁月的一往情深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霍钟权才有了上学的机会,仅3年半就学完了6年的小学课程。又在北京郊区的重点中学——顺义区牛栏山中学(现为牛栏山一中)就读6年。1959年报考大学,霍钟权当时共填了10个志愿。因为自上学起就尤其爱好文学,还担任了班报、校刊通讯员及编辑,写的小诗、通讯不时发表在报纸上,“学新闻,将来当一名记者”的想法,让他在填报志愿时,把北京大学新闻系、复旦大学新闻系作为优先考虑,中央民族学院(中央民族大学前身)是第6个志愿。后来高考成绩出来了,霍钟权考得不错。但因当时西藏发生少数反动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,内外环境都较为复杂,国家为帮助培养西藏建设人才,特给了中央民族学院优先录取学生的优惠政策,对于填报该校的考生进行优先录取。如此,霍钟权就成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的学生。

入学后,经党组织教导,学生们很快明白了“保卫、建设西藏”和“服从祖国需要”的重要意义,顺利地解决了“专业思想”问题。霍钟权幸遇德高望重、知识渊博的老师,结识了朴实活泼的藏族等各民族同学。除校内学习外,还积极参加校外义务劳动及扫盲等社会公益活动。1962年,霍钟权和同学们到西藏拉萨郊区实习了半年多,大家与农牧民一起生活、一起劳动,用藏语对话、交流,期间还努力搜集、记录藏族民歌、民间故事、民间传说等,这段时间大家进一步提高了语言能力,了解了西藏情况。

1964年毕业后,除了留校当老师的和到报社、通讯社的几名同学外,班里的25个人大部分都怀着“到边疆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满腔热情奔赴西藏。霍钟权和同学郑晖(也是现在的老伴)一起,又坐上敞篷解放牌汽车,一路风尘仆仆地奔赴藏北。用他自己的话说:现在看来有点“傻气”了,但当时就觉得有一腔热血,非常光荣。

1970年,霍钟权与夫人郑晖在那曲地区索县


藏北高原的

“诗意生活”

每当袭来十二级的大风,

败叶浮石都跑得无影无踪,

宇宙被搅得浑浊一片,

黑暗无情地吞噬着繁星,

然而,灯却忠实地守在岗位上,

吃力而执著地闪出万点红,

这里有最可敬的灯……

——摘自霍钟权诗集《岁月留歌 · 藏北的灯》



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藏北高原,空气中氧气含量不足内地的一半,大半年的时间都天寒地冻,即使夏天也会突然下起雪来,需要穿棉袄御寒;大风来时,飞沙走石,人呛着风走路都走不动;要是女同志爱讲究的话,那真是没办法,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,脸不光晒得黑,而且粗糙得裂口子。至于吃的,水果基本见不到,偶尔会有冻水果,比如苹果,买回来只能用凉水泡着,能吃上一回就不错了;蔬菜也很简单,基本是土豆、萝卜“天天见”。


图为1965年,霍钟权在西藏那曲县工作时骑马下基层调研


当时交通非常不便,由于工作原因,霍钟权经常下乡,加上雨雪湿滑,路上更加危险。在那曲索县工作时,他出差要路过一个叫雅砻沟的地方,这里有一条公路修在半山腰上,冬春有冰雪,夏秋有泥水,路滑难走,车祸频发。每次途经这里,都觉得像过了一回鬼门关。外加要经常骑马下乡,所经之路,多是羊肠小道。一次,霍钟权骑着马,由于颠簸和马肚带松弛,连人带物都歪挂到马肚子下面了,多亏那匹马比较稳重老练,未受惊吓而跳蹦,幸免了摔下悬崖的惊险。在这样的条件下,霍钟权整整8年的时间没有回家探亲,甚至一封信往返都要几个月,就这样坚持了20年。他说,自己能够稳住,能安心工作,是党的教育指明了人生方向,也深受进藏前辈们“老西藏精神”的影响,同时,藏北农牧民给了他亲人般的温暖,因此即使离家千里之遥,却很少感到孤独。霍钟权几乎每年都要下乡几次。每次下乡坚持与群众实行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、同商量,加上同说藏语,霍钟权与当地群众达到了“五同”。他尽力说群众所懂,想群众所愿,办群众所需。从尊重到了解、从了解到理解、从理解到信任,最终从信任到“同心”,达到“六同”。如此,霍钟权自然地被农牧民看成自家人,开展工作就水到渠成了。他由此体验到“心诚则灵”的道理,也感受到家乡亲人般的温暖,比如住户老阿妈常给老霍“特殊待遇”:单独给他准备一碗稠稠的酸奶;有时煮肉,专门把最好吃的羊尾让给他吃;冬天让他睡在帐篷最暖的位置;如果霍钟权哪天回来晚了,住户或其邻居就会有年轻人来接……


图为1965年,霍钟权(左)与西藏那曲县门堆乡牧民顿珠在那曲草原上的合影

霍钟权历任索县农牧科长、县委办公室主任,班戈县委副书记、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。1981年8月25日,霍钟权被选为班戈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,他将这个代表证珍藏至今,以作为一名藏北的“阿波霍尔”(藏北牧民的古称)为荣。霍钟权觉得,自己就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植物一样,根越扎越深,叶片越长越大,汲取的养分让它周身都是一片盎然的葱绿,生机勃勃。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?他工作起来热情更高、底气更足了。


班戈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证


怀念藏北,

“我们老了却还年轻”

我怀念,怀念藏北的大风,

是那豪爽的呼吸,吹去了我懦夫的性情,

又振奋起我理想的翅膀,

在‘世界屋脊’上尽情飞腾

……

我更怀念啊,怀念藏北的人民,

是那淳朴慈祥的‘帕妈’(爸妈),

给我家乡亲人的温暖,

是那热情奔放的‘宾亚’(兄弟姐妹),

赠我高原勇士的火种。

——节选自霍钟权诗集《岁月留歌 · 藏族人民就是我的亲人》


1984年,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和工作需要,霍钟权要离开工作生活了20年的藏北高原。分离三地的一家四口多年后终能团聚,无疑让人欣慰,此时他不禁想起,自己之前下乡时,有几次在牧民住户家待的时间久了,临别时和大家难分难舍,好几次都痛哭流涕。这次是真的要走了。他把那些场景和情感在心里一遍遍回放、咀嚼,又把涌上的酸楚一遍遍吞咽,把对藏北的满腔眷恋之情注于诗中。自调入中央统战部工作,直到2000年3月退休后被返聘,霍钟权已从事涉藏统战工作35年。加上大学期间学习藏文的5年和在藏工作的20年,他和西藏已有了60余年的缘分。


一路荣幸

乐在其中


……

我是那扎草,

简单得令人可笑,

生存了这么多年,

依然是绿枝一条,

松针般细,

竹签般高,

没有繁叶弄姿,

更无鲜花炫耀,

只有一条笔直的心眼,

太阳和大地都知晓。

   

——节选自霍钟权诗集《岁月留歌· 我是那扎草》


也许是因为当时年轻,如今回想起藏北工作的20年,霍钟权好像没觉得高原反应、消息闭塞、供应匮乏、交通不便、习俗差异这些算是多大的困难,他学会了如何对待艰苦。霍钟权说,就他的个人理解和体会,“老西藏精神”主要是“老西藏”们能用实际行动体现和实践六个方面的精神:

一是忠于祖国、服务人民、听党调遣的理想信念;

二是以苦为荣、以苦为乐的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精神;

三是严格执行政策、严守纪律的组织观念;

四是联系实际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;

五是刻苦学习、钻研业务的敬业精神;

六是顾全大局、同甘共苦的团结精神。

“老西藏精神”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,精炼概括为五句话: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忍耐、特别能团结、特别能奉献。

总结60年的涉藏经历和感悟,霍钟权说,我的感悟是:一个人即使很平凡,也要有志气、有勇气、有锐气、有正气、有底气。他用“一路荣幸,乐在其中”作为概括。他形容如今已进入“80后”的自己“糊涂起来令人可笑,固执起来叫人可憎”,可他那笑容,坦然、轻松、欢快、自然,就像60年前,那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儿,尽情享受着藏北阳光炽热强烈的爱抚。

(注:本文编辑整理过程中,参考了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公众号,原文标题是《藏缘历甲子 岁月刻诗痕——协会理事霍钟权接受中国西藏网专访》)

供稿:徐立新

编辑:孟庆龙

审核:董一明


创建时间:2024-01-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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