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校70周年口述校史系列采访 —张国英老师

张国英老师题词 

张国英老师基本信息

来校时间：1962年

任教学科：生物

职务：工会主席

(我参加工作是)1953年，原来在师范学校（工作），等到1962年那学校解散、停办，停办以后我就上牛山中学（来工作了）。1962年（正值）困难时期，为什么解散呢？为了减少开支，因为师范学生都是公费，所以北京（只）保留了两个师范，一个是通州师范，一个是北京三师，剩下郊区的师范都给解散了。咱们一中是河北省立中学挂的牌子，它也比较是重点，所以元圣宫的西边那一大片房，跟元圣宫的后边那个楼，都是那时候盖的。什么时候盖的呢？大概是1950年。1949年解放，1950年盖楼，你看这石头上还有“1950年建”（的记载），所以建的也比较早。

咱们学校对我的帮助太大了，这是心里话。再有，在学校工作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，没遇什么坎坷，所以路走得还比较稳。主要是（因为）什么呢？咱们老师之间互相帮助，领导也特别关照。既然这样，咱自个儿就好好干了，（我）就这么个思想。从咱们学校的传统作风来说，一开始建校那会我都不大知道，反正是咱们老师之间特别团结，领导老师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，所以这个老师们的干劲，工作热情都特别的高。具体的事，就多了。你比如说，这一天，早晨起来跟学生一块上早操，一直得上课，备课，到晚上9点以后，这才能回宿舍。所以那时候劳动强度也大。自个儿那时候也是年轻，反正也是。怎么说呢，也有一点愿意把书教好的（劲头）。所以自个儿也做了点事儿，不多，不能提，要跟别的老师比差远了。老师团结，干劲特别足，有时候真是有前半夜都不睡的，备课，那时候我们年轻呀，都想着教得好一点。再有，咱们学校要求也高也严，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严。杨校长那时候，我觉得他特别对老师好，态度也好，是帮助也很好，我觉得他是对我帮助是特别大的。等到刘存孝（校长的时候），我们这就好说了，我是先到的咱们学校（工作），刘存孝是后去的，去了以后呢，跟我那一块教生物，它不是学生物的嘛，交了一年吧，然后就调他到团委会当书记，文革的时候，他就当教改组组长，实际上就是教导主任，最后又提升校长。所以跟他（的关系）呢，我就（觉得）好像是（比较好），（因为我）比他工作时间长，他又跟我教的是同科，所以关系也比较好，再然后我就退休了。

元圣宫里头有几个教室，其他（教室）要是在元圣宫外边。现在跟你们说也不知道了，那批房子全拆没了，都是大楼了。（元圣宫里边有六个教室）现在我也认不清哪是哪，（以前）对着教学楼后边有一排旧楼，我们都在那，（把那）当宿舍。那时候是在（工厂）那边住，在那边住干什么呢？那不是正学工学农的吗？在那边是生产灵芝草，由北京科学院拿着菌种自个儿培养、种。

（这是60年校庆，您给学校拿过去的照片）

我都记不清了。

（是您给学校的）

就是这个（全国劳模合影），嚯！所以现在呀，我没事我就想咱们学校的老师都有谁。有时候，能想起人来，到现在呢，王贵臣他们给我转发过来的手机上的照片都认不出来了。好，这照片太宝贵了，这都是我的呀，这个（照片）是……这还真记不清了。这是八几年的吧？接近90年了，这不是在高三办公室嘛。（这应该是八几年的）都是我临退休前一两年照的。这个（照片）是北京教育（杂志社）要那封面照片，（才）照的，可没用上这张。用的是坐着照的（那张照片），没有背景。这不是戴有田嘛，老戴。（早就没了，老戴）。这好像是给我开欢送会的时候照片。这（照片）是编教材的时候，这教材这可惜了，编完了以后人家领导说，很好，留着做资料，我一听，完了，那时候编农中的课本，正批判刘少奇的两条教育路线呢，（我们）都不知道，那时候市里（教育局）也不知道，等编完了以后没用。嚯！这都不像我了！

这是什么时候？

这至少是八几年。

这小花园。

里边搁一气象站。

办这个小花园也有点历史。原来是团总支让我带着同学弄这个小花园，给学校美化，这么办起来的，办起来以后呢，反正我管的特别勤，因为同学也没有什么时间，那活儿也不好干，所以有时候就给他们说说（相关的知识）。一直到咱们（1986年）学校建校盖这楼才拆了。

这是我最早那批的学生，这我还有印象呢，这个是县里头的李书记的孩子。这个是赵校长，赵义（他的闺女），你们不知道，他（那会）当主任，后来结婚，他的闺女。这是张西鹏是他的闺女。这是我一开始到学校去（工作），头一个班的学生，高一的。那时候那学生一般的他都年龄比较大，因为解放初期上学都比较晚，在管理上我当过好多年班主任，基本上用不着怎么管，就出出主意就行。因为那时候你看一个班上也有团支部，一个年级有党小组，你那班上有俩党员就全挑起来了。（学生学习）也都特别用功，因为这一解放有（了）学习（的）机会，所以大家呢就表现的特别好。我那些学生所有的学生（都很好管），咱们学校有一个特点，因为我当女生班的班主任时间长，好管理。咱学校有一规矩，一个年级四个班，俩女生班俩男生班，这是初中，这俩男生班特别不好办，俩女生们特别好办，等到一上高中就都好办了，尤其是文革以后招进来那两届学生，没法办，你就能靠说，说教，咱这水平也不高，也没折，因为在咱们那儿我初中没教过几年，基本上就是高中了。我那课，到高中设生物课，我就开始（教高中生物）了。那时候教课也难着呢，我记得我在顺义师范的时候，一开始高中设生物课，它不叫高中生物，叫什么呢？叫达尔文主义基础。一开头，就讲什么呢？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和世界哲学观念，它来（讲）这个，还提出老子，到现在我还有印象，世界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讲这套。闹了半天，这就是唯物哲学。还有外国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，然后讲达尔文主义，讲三大起源：生命起源、生物起源、人类起源。后来那个（达尔文主义）不讲了，有一个生理卫生，大厚本子，讲过那个，讲得特别细。最后就是我们现在的生物（课本），最要命的就是遗传部分。为什么那部分难度大，特别下功夫。(因为)我上学的时候学的是苏联的观点，现在的欧洲的观点，像现在的数学语文。那时候苏联遗传学是外因论，环境影响生物。说了半天也没什么道理，就是具体实践的成果。到时候一上（升到）理论，没辙了。你说买书吧，没有，你说找人请教吧，说个不好听的话，我还是当地水平最高的呢，我找谁请教结？结果就念这课文，就生念，都得靠自己，一句一句理解。我记得最尴尬的一次就是讲遗传的规律，是哪个规律来着？怎么着那个关节扭也不通，不明白，我就只好上课的时候按照教材说，照本宣科，把这两句的过渡一下，要不你怎么当老师啊？有一天早晨，我早自习的时候，我还看这课文，忽然就明白了！这高兴！特别难，等后来熟悉了，就不难了。慢慢自个儿学，新（教学）材料也有了，再加上北京辅导课，就解决这问题了。那是我当时教学上的一个难关呢。还有在这教学上，我觉得我自己使用的教学原则和方法还凑合，因为什么呢？我原来都学的苏联那一套（观点），后来基本也还是那个观点。凯洛夫、冈察洛夫叶希波夫（的）教育学，都学，尤其是权威的凯洛夫学了三遍，那时候不是向苏联学习嘛，我上师范中师的时候学一遍，上师专时候学一遍，等到回到顺义师范，业余学习，每天早晨一小时，大伙都学教育学，又跟着学一遍，所以比较熟。

我临退休以前的几年，咱们国家编了点材料，结果一看还是那翻版。所以我特别熟悉。再有我这教学上没有什么闲话，我就掌握一个什么呢？我想的土办法：就是有重点，重点你得形成网络，这都是我的提法，重点就是一个一个知识点。这知识前后得有关系呀，这跟他有关系，这跟他有关系，这跟他有关系，就成一网，过去也叫系统性，不过它的系统性还有旁支呢，我认识成为网，把这点掌握住了，然后上总复习时候再把这网给慢慢给顺好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好。

另外，我自个儿心里想着，不敢说，我的教学就是三句话：一个听得懂，第二个记得住，第三个用得上。就这三条我自个儿有谱儿。你什么原则啦方法啦，我就冲着这三句话来。是不是？他要不懂怎么记，他要不记住怎么用，用不上。再说那时候用，你的生物课理论课，他就用于考试。你说怎么指导实践呢？是不是？你比如咱们提的这个什么教育（模式），启发式，搞过些年。这个说这么办，那个时候怎么办？那时候怎么办？这也不成啊。说引入新课，我的引法就是一个：按知识系统。上一课，让学生想好了。上一课临下课时候做总结，系统总结，今天是（学习的）什么内容？下一课复习旧知识，连接上以后再讲新的。这个是主要的。他要不会，你怎么（引入）他也没兴趣，对吧？你（讲的）“1+2等于3”（学生）他不知道，你让他（学习）乘法他会吗？所以还归到那个（原则），你怎么引（入），你别离开这知识，知识系统，刀刀不离后脑勺，是不是这样？他一学会了，他自然就有兴趣。要不然这课讲完了，下一课不懂，越不懂越生，越生越不懂他就不爱学。是不是有这关系？所以又回到我的三句话上去，你要让他有兴趣学，首先你让他听懂课，那是主要的。是这样，因为那时候我是教研组长，有彭立波，有保至琴，他们去了以后主要是让他们学习，讲那些个原则方法怎么用，另外教给他们备课，我记得我是这样做过，我说这一课书咱们研究，大伙都备课，看谁有什么好办法，那一个课我给设计了六个方式，我说咱们大伙讨论讨论哪个方式比较好。那时候的做法就是综合课的形式，实践课的形式……还有什么都记不清了，反正六种方式，然后大伙研究。

另外关于专业知识方面也学过，次数不多。反正这样说吧，人家（老师）的自觉性也非常高，再有，分配到那个学校，因为环境的熏染，它自己就知道努力。是不是？因为你要不努力，显然跟人家跟不上趟儿。说是集体备课，就在一块，还是各人备各人的。不是来一课书，大伙研究怎么干，不是那么办。在一块备课有不明白的有问题的时候商量商量。跟王培栋我们俩人呢，工作了也就是2、3年吧，我92年退休。那时候办法是那样，王培栋我们俩人教同样的课，俩人分，不是四个班嘛一个年级，高一生活，我俩班，他俩班。坐对面。所以有时候是资料来回换，交换意见什么的，有时候他那经验呢，也写成材料给我看，我（的经验）也写成材料也给他看，商量。那时候我就记得，教遗传学这部分，老乱，人家王培栋把各种组合全排出来，把那个材料给我，跟郑（春和）老师那一块，人家郑老师比我强，所以我跟他那也学不少东西。 而主要的（合作方式）是什么呢？他出主意，我们俩一块干，这种情况多。因为他在城里住，城里的情况特别熟悉。所以有什么事跟北京联系，什么农科所、科学院呀，那联系什么的，他去，有时候我也去。

你看那时候社会工作也多，我是咱们学校工会（生活委员），后来在学校当工会主席，然后在咱县教育局教育工会，我还是委会员会员。县市的中心教研组，我都是成员。所以那时候也分散精力。这事，那事，你看还有教研组长，好容易（该退休了），那时候我也不会办事，你说我这教研组长要不当了，我跟校长说不就完了吗，我直接跟彭立波说了，我说赶明儿个你当教研组长，还有工会也是，我就临退休还有半年，我说这还不能当了，我就告诉董乃灿，我说我这事你管了。那两件事，现在我老考虑，那两个事办的都不大对，越权了。超出我的权利范围了。

那时候是组织全县比赛，组织过，其实用不着我组织，人家都是现成的，他们自个都搓一块去了，工会也没给过他们什么。我特别手紧，他们就是说要工作服什么的，我说咱们这钱攒着办点大事，（其实）也没办成。这互助会也是这样，我一到咱这学校呀，完了工会选举，因为我原来没去（牛山一中）的时候就是工会主席，去（牛山一中）的时候，到咱学校一选，让我当生活委员，工会主席办一互助会，互助会原来是由会计室管。它过去是什么样呢？（教职工）反应特别大，到月初了，就好些个，特别是工人老师借钱，得向我申请。向我申请，（但是互助会）没钱。那会计管的互助会说我这有点钱，就是数目很小，两三个人就借没了。我就说我看看你这账都谁欠款，他说你就甭管了，到时候我能借出多少钱，我告诉你个数。（教职工）意见越来越大，有的工人借不着钱跟我发脾气，后来我就找王（）书记，我说咱们这工会怎么办呢？他说我不管，你自个儿办去吧，他让我自个儿办，结果我跟这几个工会委员我就商量，我说这事怎么办？结果我开工会的会，都开完了，我提出来说咱们工会这个互助会得改组。改组呢就从会计那儿把这账拿出来，交给李文霞。李文霞就是张锡鹏的夫人，（李文霞主要负责）支援打印室，（做）打印的工作，交给她办。我一查这帐，好家伙，全都有，总务处几乎每个人都借款。连书记，还有一部分老师，全没还。还有俩调走的，也没人管。结果我就下决心了，我说咱们定制度，你们定还款计划，几个月都还清，不还清不往出借。结果他就老往回收，收的多点就灵活了，这么着（慢慢的就）办好了。所以我觉得当时做的有点生硬，好像造反了似的。互助会是一个，另外呢，民主管理那时候做过点工作，召开职工代表会，对学校工作征求意见，征求意见（的方式）原来是个意见箱，效果不好，干脆直说，直说完了一提，提好些个意见。那时候主要在生活方面意见大，完了我再把那个意见再整理，哪一类哪部门管，然后再交给校长执行。

分房委员会。

那事我没管。这任务给我了。给我以后我又我没做过这工作，我也没辙，我说这么一个房子，这么些人怎么分，我就琢磨，琢磨好长时间也没办法。完了我就找刘存孝（校长）去了，我说存孝，这房子怎么分的，什么精神，你跟我说说。人家存孝和我说什么呢，你竟给我出难题儿，他给我来这么一句，因为也熟了不是，我心想我不给你出难题了，我就没管。没管后他找的关维孙，李现增、董乃灿他们，人家不知道哪的经验，给老师评分，什么双职工多少分工，工龄多长多少分，什么级，那时候不就已经有级别了吗，什么职称，给多少分，完了，校长在加权，再瞅谁不合适，给他添分，这么分下来。所以那事我根本没管。反正那时候工会工作挺费心的。我就想说，等你们回去多替问问我那老同事好。因为咱们一起工作就想把这学校办好，想把书教好了，你在那学校比在我家里这哥们弟兄待的时间还长呢，一待30年，你说有感情没感情？怎么不希望他好？是不是？按现在看咱们学校我觉得对社会贡献很大，是不是？咱们是不是也得更上一层楼，越高越好，我就希望咱们学校全国先进，越办越好！

文字稿初稿整理：梁波